李鸿章办海军的目的，就是要吓唬吓唬东邻的“蕞尔小国”日本，继续维护国家的稳定，为改革开放大局保驾护航。
但清廷上下似乎没想过，既然不能发挥这些专门用于远洋进攻的铁甲舰真正的威力，主动出击，消灭国家的敌人，为什么还要耗费巨资，购买如此昂贵的“摆设”？
如果只是为了捍卫本土不会被再次入侵，他们完全有另外一种选择——因为，此时此刻，新一轮军事技术上的重大变革已经登场，那就是铁路所带来的“陆权复兴”。
铁路“福音”听不见
自古至今，军队战斗力的核心就是机动力。这就是为什么骑兵通常能战胜步兵，也是蒙古军队以少量兵力横扫大半个欧亚大陆的奥秘所在。海权也好，陆权也好，核心都是机动力。而十九世纪铁路的发明，为军队提供了全新的陆战机动力。
1803年，英国人理查德·特里维西克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蒸汽机车。1825年，英国人乔治·斯蒂芬森设计的“旅行”号客货列车试验成功，与之相伴的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条正式运营的铁路——斯托克顿至达林顿铁路。乔治·斯蒂芬森因之被公认为“铁路之父”。
1850年，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发生了冲突，奥军利用铁路，迅速将75000人的大军从首都维也纳及匈牙利地区(时属奥地利统治)，运送到波希米亚(今捷克共和国中西部)前线，迫使兵力处于劣势的普军投降。
9年后，普鲁士的另一个潜在对手法国也采取了大胆行动：在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中，法军利用铁路，于三个月内向前线输送了约60万名士兵，近13万匹战马，其中12万人只用11天便到达战场，而以往没有铁路时则需要走两个月。
但是，最终从战略上有效地发挥铁路军事能力的国家，却恰恰是普鲁士。在著名军事理论家老毛奇(1800～1891年)为代表的参谋总部军官团的努力下，地处中欧的普鲁士全力建设战略性的铁路网，获得了极大的内线机动性，并最终通过普奥战争(1866年)、普法战争(1870~1871年)的接连胜利，奠定了德意志统一的基石。
就在大清国忙于镇压太平天国之际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也爆发了内战(1861~1865年)，铁路的战略价值在后一场内战中，同样得到了全面证明。
于是，以铁路的出现和战略性运用为标志，一个新的军事时代来临了。由于铁路赋予的高机动性，使得军队能够六倍于拿破仑时代(即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)的行军速度前进，而铁路不能修到海上，所以空间广阔的大陆性国家从中得到的好处，远远超过了海洋性国家。
对于内忧外患的清王朝来说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福音。可惜，这个福音却根本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。大清国内的庙堂之上，多是追名逐利之徒，民间虽有一些睿智之士，但人微言轻，难以“上达天听”。总而言之，长期的闭关锁国之后，一个空有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，真正能够洞察世界军事大势巨变的，只能说是凤毛麟角。
“马拉火车”演闹剧
大清国的第一条铁路是英国商人修建的，时间是1865年(同治四年)。一个为了揽生意的英国商人杜兰德，在北京宣武门外铺了一条约0.5公里长的展览铁路，做起现场实物广告。
用今天的眼光看，这次宣传真是太成功了，因为那火车隆隆的轰鸣声，搅动的是整个北京城的神经。只不过，其达到的效果跟杜兰德的预期恰恰相反。轰动过后，火车成了怪物。清朝官民群情惊骇之下，这条短命的铁路被清廷步军统领衙门勒令拆毁了事。
中国境内第二条铁路出现在江南，由吴淞口到上海，修建时间是1876年，修建者是英国的怡和洋行。铁路全长14.5公里，机车仅重15吨，牵引小型客车，时速24~33公里。英商的目的很明确：商用赢利。